自我灭门惨案没打精准扶贫的脸,杨改兰一家不该享受低保待遇
2016-09-13 12:03: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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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改兰自我灭门惨案经历了几天的发酵之后,舆情开始逐步回归理性,在微博和朋友圈,一些评论文章开始反思最初媒体报道存在的简单归因问题,并对这种误导行为进行了谴责。杨改兰自我灭门是一个客观事实,杨改兰家庭贫困也是一个客观事实,但随着更多信息被披露后表明,这两个客观事实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。

我反感那种像《盛世的蝼蚁》一样的营销文章,先树一个靶子,找一个假想敌出来,置事件的事实真相而不顾,对政府一通冷嘲热讽。这种博眼球赚同情的文章,除了逞一时口舌之快,造成社会撕裂之外,我还真是看不到一点建设性的作用。

就是说,你啪啪啪把政府批了个体无完肤,但政府最后还是一头雾水,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什么地方,该怎样改进自己的工作。中国的扶贫工程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,曾受到过联合国的高度赞扬,我想,无论杨改兰一家多么贫困,都不能对中国扶贫事业给予否定抹杀。

当然,尽管我们不能把杨改兰自我灭门归因与贫困,但她家贫困这一客观事实谁也不能否定,那么,我们应该怎样理性地看待杨改兰自我灭门与精准扶贫的关系呢?

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,我想有一点必须明确,那就是无论是中央政府,还是地方政府,都没有回避过中国的贫困问题。按照中央2011年制定的标准,人均年纯收入低于2300元就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扶贫线;而农村贫困人口的总量,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显示,目前中国农村有贫困人口7017万。

因此,一些评论说杨改兰自我灭门打了精准扶贫的脸,是典型的罔顾事实胡说八道。我承认中国政府在扶贫问题上,有好大喜功的一方面,但也必须指出,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已经消灭了贫困,而是承认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存在,且要花时间花精力解决这些多年的沉珂。

假如杨改兰自我灭门真的与贫困有关(仅仅是假设),那也不是打脸的问题,而是提醒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人,精准扶贫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,绝不能就此罢休,而应该继续旷日持久地深入下去。

事实上,如果你问那些嘲讽政府的所谓批评者,面对杨改兰这样的悲剧,政府到底该怎样做,他们往往说不出具体的建议来,总是用一些漫无边际的话来搪塞,什么搞民主法治啦,什么给农村人机会啦之类,总之,净是一些华而不实的假大空。

没上过一天学的杨改兰是个可怜人,但她砍杀自己子女的血腥一幕,让我对她同情不起来。即便如此,杨改兰八年生三胎四个孩子的情节还是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杨改兰的家庭是贫困的,而让贫困继续下去的诸多原因,毫无疑问超生是其中之一。

据报道,杨改兰一家八口人,没有任何人读过书,你让她主动提出自我节育,或许是天方夜谭。但在这个问题上,政府是有责任的,说明政府没有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。可悲的是,几乎所有批评政府的文章都没有提到这一点,除了本人的《该怎样解读甘肃“一家六口自杀”事件?》。

杨改兰第一胎是女孩,按照当时的计生政策,可以再生一胎。杨改兰第二胎是双胞胎,虽然她孩子的总数是三个,但符合国家的政策。之后杨改兰又超生了一胎,显然就违反法律了。人口与贫困的关系不需要我在这里长篇论述,三个人分蛋糕与四个人五个人分蛋糕当然是不一样的。况且,计划生育是中国政府一项雷打不动的基本国策。

杨改兰事件经媒体报导后,舆论聚焦在了她家的低保待遇上。按照中国妇女报的报道,之所以取消她家的低保,是因为她家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。超生家庭该不该享受低保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,国家层面至少是县一级应该尽快给个明确的说法。如果明文规定超生家庭不能享受低保,我个人的意见是,在对计生部门的相关人员追责之后,严格执行这样的规定并无不妥。

然而,这并不是说杨改兰所在村庄低保发放就没有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,我觉得谁也不应该装外宾,几乎中国所有村庄的低保都存在问题。在朋友圈,很多人对我说,能得到低保的,要么是村两委干部的亲属,要么是和上面有点关系的人。我想,这就是中国的现实,中国的农民没有退休金,低保就是能看得见的那一锅羹,每月虽然只有一百来块钱,但每个人都想分上一杯。

目前,整个中国享受低保待遇的人口在7000万左右,其中农村人口是5000万。就是说,平均而言,每十六个农村人只有一个能够享受到低保待遇(按农村总人口八亿计算)。在这种情况下,要保证每一个人都能享受低保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应该知道,低保不是普惠式的基础养老金。除非政府有一天规定,凡是农村人口一律享受低保,否则,这个问题永远都会有人提出非议。

事实上,在农村,谁能享受到低保,谁不能享受到,那绝对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。你说杨改兰家庭贫困,他说赵改兰家庭更贫困。不要以为在低保问题上真的是村干部说了算,其实村里为这事打破了头,闹出人命的都有,僧多粥少,最后只能把无权无势的人去掉。这就是农村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。

我并不是说这种丛林法则是合理的,更不是说这种丛林法则不应该去改变打破,而是说,农村问题太复杂了,不是说写几篇评论文章黑一黑政府就能解决的。不承认这个问题,而是一味地指责村干部拉阶级仇恨,只能说是过过嘴瘾。

村干部是按选票当选的,绝大多数情况下,当选之后要受制于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势力,大户人家不敢得罪,有权力有地位的人不敢得罪,上级以及上级的亲属更不敢得罪。在很大程度上,在谁享受低保这个问题上,村干部在考虑自己亲属的同时,还要进行各方利益的平衡。

还有媒体报道说,村委会之所以取消杨改兰家的低保,是她家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贫困线。村民评议的时候没有通过。国家制定的扶贫线只有2300元,杨改兰一家养着牛种着地打着工,当然总收入超过了扶贫线。如前所述,谁享受低保,是利益博弈的结果,如果你把杨改兰村子里的低保名单拿出来,我敢保证,最少有一半家庭收入高出了国家规定的这个线。

那么,这个标准极低的贫困线,就成了敷衍问题的挡箭牌,你觉得你经济困难前去申请,但人家给你一算,你还真就不符合这个标准。然而,就算是这个极低的贫困线,有些人也达不到,但他们却没有低保,原因是他们被平均了。与把低保名额分配给谁不一样,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解决而且能够解决的问题。

杨改兰这一大家子是四世同堂八口人,但如果我们仔细辨别,就会发现,其实这个所谓的大家庭是由三个独立的“户”组成的。杨改兰的奶奶是一户,杨改兰的父亲是一户,杨改兰与丈夫与四个孩子又是一户。那么,我觉得整体上应该有一个指导原则,就是在核算低保时,不应该把这一大家子囫囵吞枣一起算,而应该一户一户地单独核算。这样做,杨改兰73岁的奶奶最起码就能够享受到低保。

我们都知道,农村居民没有退休金,国家的养老保险只有每月八十元,一个73岁的老人,理论上说,即使有土地,由于失去了劳动能力,也不会有任何收入了,那就应该把像她这样的老人无条件地纳入到低保网络中来。杨改兰的父亲作为单独的一户,该不该纳入低保范围,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核算。如果有这样的核算原则,就算低保是各方争破头都打算要吃的唐僧肉,一般而言,也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。

当然,一般的老人都有儿女,从法律上说,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,但实际上,在晚辈子女生活捉襟见肘的情况下,农村老人靠儿女们接济是不现实的。即使晚辈子女的日子过得去,给不给老人也要看心情,在养老水平不能提高的情况下,把年龄大的老人纳入低保,是关乎老人尊严的一件大事情。

那么,具体而言,杨改兰一家六口该不该享受低保呢?我的意见是,即使超生家庭不与低保挂钩,杨改兰及其丈夫有手有脚没病没灾,年纪轻轻就享受国家的低保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。至于那些比杨改兰家庭条件好的人,就更不应该享受低保待遇了!

如果你经常关注农村问题,就应该知道,最近十多年来,中央实际上是把三农问题摆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,宏观上,也确实出台了许多的扶贫政策,包括中央财政在内的各级财政也确实向农村做了倾斜。我想,无论你怎样对现实不满,无论你怎样嘲讽盛世,这一点都是不能否认的。

拿我们老家来说,政府确实没少拿真金白银给农村投资,比如种一亩西瓜补偿八百元,盖一个烤烟室补贴两万元,盖一个蔬菜大棚补贴三万元,翻修一处房子补贴一万元。这些数字加起来相当可观。然而,问题的关键在于,大家的反映还是,这么多政策这么多资金,我怎么享受不到,怎么还是没有把杨改兰一家解救出来?

根据媒体的报道,村干部曾六次动员杨改兰一家翻修房屋,但她家却没有翻修。国家白给的钱不拿,好像不符合情理,然而,抛开那些套取国家资金的腐败问题不说,我们可以仔细地想一想,像杨改兰这样的贫困人家,我上述列举的政策怎么就惠及不到他们呢?因为你要拿到政府的补贴,你就必须自己配套更多的资金。就是说,越是有钱人,越有可能拿到政府的补贴;越是贫困人口,越与这些资金无缘。这样,贫困人口似乎就陷入了越来越穷永世翻不了身的窘境。

我想,找到了问题的症结,就能很好地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了。比方说翻新房子,在我们老家,翻新一套房子需要十万元,政府补贴一万。像杨改兰那样拿不出九万块钱的人家,像我们村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人,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欢天喜地地盖房子,而自己住在破房子里。

今年夏天,我们老家发生了几十年才一遇的暴雨,我们家对门老太太的房子发生了坍塌,差点出了人命。政府在汛期其实也是有所作为的,当时我正在老家,我就听到村委会的人用喇叭喊,让住危房的人家,搬到安全的地方去。可是,这些人没有地方搬。就是说,那些基层官员也是心存侥幸听天由命,祈求老天保佑危房不要坍塌。要知道,如果在汛期出了人命,是要对相关人员追责的。

我当时就想,国家每年投入那么多翻新房子的资金,就不能拿出一部分,在村里找个空地盖一排房子,让住危房没有房子的人免费居住吗?给他们居住的权利,一旦死亡或盖了属于自己的房子,就搬出去,让其他有需求的人继续居住。就像杨改兰一家,如果真的像媒体报道的那样,房屋年久失修,用这样的方法就能解决她家的住房问题。

再比方说建蔬菜大棚,比方说盖烤烟室,比方说发展养殖,一般家庭还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配套的资金来,就是说,国家的巨额资金其实是到了少数人的口袋里。那么,能不能把这些钱分出一部分出来,给享受不到这种政策的家庭提供其他类型的资金支持,或者根据他们本人的意愿,提供一定数量的种牛种羊或者鸡苗鸭苗,让他们慢慢地发展适合自己的项目。总之,政府不能仅仅把眼光盯在那些大户上,虽然通过他们更能看到政府在扶贫事业上的成绩。

杨改兰自我灭门的悲剧虽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贫困,但杨改兰一家人家徒四壁的模样,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内心。破除农村人越来越穷的魔咒,既需要积极发挥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,又要把精准扶贫的政策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的拆分,这样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受益。

当然,现实世界总有扶不起的阿斗,就算彼此是在同一个村里,就算彼此起点完全相同,就算彼此都没有得到过政府的任何救助,也有发家致富的,也有一贫如洗的,我想,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吧?

(作者系女权主义时评作者,精卫鸟女性文化评论机构主笔,著有《另一种美》,新浪微博@高富强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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